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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森重审科学观念与中国绘画的现代变革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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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森《重审科学观念与中国绘画的现代变革》获第三届湖南文艺评论优秀文章荣誉证书。

重审科学观念与中国绘画的现代变革

文/张森

摘要: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写实观念对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具有重大意义,这意义不仅体现在对新文化运动主流的呼应上,也体现在对主流的反思与异见中。提倡将科学精神引入传统中国画,其目的在于建立绘画与现实的紧密关系,内含着对中国画的现代价值的诉求;而反对将写实引入中国画,则是从中国画自身的审美特征出发,认为科学客观化思维方式与重主观表现的中国画是相悖的。两者皆以西方绘画为参照,但又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中西绘画在审美过程、表现上的巨大差异。重审科学、写实观念给中国绘画带来的诸种变化,从中可见中国画由传统进入现代之路的复杂和多元。而对于如何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立足于中国艺术审美根基上融西化中,当年的诸多思考至今仍有着重要启迪。

关键词:传统中国画科学写实写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文化变局中的现代国画家诗文研究”(项目编号为18BZW)的阶段性成果。]

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观念对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张晓凌所说:“科学写实主义在中国美术现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思想与美学范式的作用——它既是中国现代美术的方法论,又是中国现代美术的目的论。所谓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科学写实主义的方式来完成的。”[1]林木也曾专门撰文谈到科学对百年中国画发展的巨大影响[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观念、写实主义在进入中国传统绘画时,并不是一呼百应。其中,有蔡元培、徐悲鸿等人的认同和提倡,也有郑午昌、汪亚尘、刘海粟、陈师曾、*宾虹等人的反思和批评。由于中国画在工具材料上的特殊性与延续性,注定了它不同于“文学革命”中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向——最终导致中国文学在工具与思想层面的双重革命,中国画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问题也更为复杂。

不过,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集中在美术界对新文化运动的正面回应上。这一类似于“影响——回应”的论述模式,忽略了新文化运动语境下中国美术现代变革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王汎森曾提出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去熟悉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是许许多多互相竞逐的因子,只有其中的少数因子与后来事件发生历史意义上的关联,而其它的因子的歧出性与复杂性,就常常被忽略以至似乎完全不曾存在过了。”[3]在探讨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观念与中国绘画的现代变革时,这一方法也具启发性。就此言,科学、写实观念与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的息息相关,不仅在于科学、写实主义进入并力图改良中国画,也应包括这一观念带来的其他诸多思考和回应。故本文在重新考察两者关系时,更注重反向思考中国画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如何回应新文化运动,既从中窥中国画由传统进入现代之路的复杂和多元,同时又从另一向度补充和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

一认同与提倡:科学精神背后的现实关怀和启蒙目的

尽管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前,科学、写实观念就已进入中国画,如清传教士郎世宁将西方写实肖像画带入宫廷,近代康有为等对西方写实绘画的极力倡导,并因此断言中国画已“衰败极矣”,但此时的科学、写实观念更多是作为一种技法引入中国画的创作中。“科学”真正参与并导致中国画在观念形态上的巨大转变,应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写实”,是科学理念在文学艺术中的具体表现,并与启蒙这一目的息息相通。作为“舟车两轮”之一,“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占有极其显要地位,陈独秀将“德先生”和“赛先生”视作“可以救治中国*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4]的利器。将“科学”作为启蒙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延续了晚清以来的器物革命思想,但更重要的是,科学此时不止指物质类的科学技术,而是成了一种精神、方法,指向了意识形态领域。当时为“科学”摇旗呐喊的不仅有自然科学家,也有胡适、陈独秀这类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相比,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崇信不是以与自然界成功作战的历史经验和理性信念为基础,而是直接架构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意识形态上,科学更多被赋予了文化价值的涵义,不仅是作为一种工具,而是成为取代传统儒家的新的价值信仰。郭颖颐将此称作“唯科学主义”[5]。

胡适、陈独秀等对科学的崇尚,自然延伸到他们对新文学的建构。现代中国文学与科学关联之紧密,已无需赘言[6]。这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写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强调。与此同时,新文学家们还力图将科学、写实方法引入绘画实践中,视其为改革中国画的良方。他们一方面假借外部,以西方写实绘画之“进步”,反衬中国画之不科学,其表现为对以写意为主的传统文人画的大力批驳。陈独秀以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为类比,提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不尚写实的文人画被他直斥为“恶画”[7]。而鲁迅反对文人画,同样在于它的“失真”,“竞尚高简,变成空虚”[8]。不难看到,陈独秀、鲁迅等对文人画的批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文人画背离了他们倡导的科学写实精神。陈独秀后来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得很清楚:“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9]不尚写实的文人画作为旧艺术一种,被树在“科学”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则是从传统内部寻找可用资源,这表现在对注重写实的宋院画的赞赏。陈独秀指出宋院画“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功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10];鲁迅则称:“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11]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试图以“文学革命”的思路开拓“美术革命”,背后贯穿的是同一的科学精神与启蒙立场,即以写实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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