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文人聚于上都的举措。每年帝王巡幸上都，“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寮、百司庶府，皆扈从以行”，但是最初的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所谓“天子岁省方留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从，或分曹厘务，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张设具，或执橐鞬备宿卫，或视符玺、金帛、尚衣诸御物惟谨。”
都是执事人员，对于大多数的汉族文臣而言，“外人”和馆阁文士的身份却令他们“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也”。元代大批文人能够聚集，与两都制的建立和实行有关，却不是伴随两都制出现的，而是元廷推行一些重大举措的结果。这些重大举措主要包括上都各种文化机构的设立、科举制的推行、文臣扈从制度的形成等。
一、忽必烈时期的两次延揽人才。蒙古人凭武力得天下，用人重“根脚”，如何对待儒家文化、汉族文人，一直是元朝统治的大事。随着治理江南、汉地现实问题的出现，以及统治者对汉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化，蒙古统治者以各种方式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汉地和江南文士进入政权，推行“儒治”。
在元朝中期文化建设兴盛以前，忽必烈的两次大规模延揽人才使一些北方文士和江南有名望的文士聚于大都，并通过征召、官员议事的方式赴上都。
忽必烈为藩王时期，特别是开府金莲川时期大规模的征召人才，促成了最早一批北方文人聚集藩府。世祖中统建元后，由藩府文人的引荐，北方文士陆续供职元廷，直到元代中期大批南方文士就职各类文化部门，集贤、翰林两院都以北方文人为主体的局面，就是忽必烈第一次大量延揽人才的结果。
在任职上，金莲川藩府文人有的任中书省、御史台官员，大多都任职集贤、翰林两院，为文官。在南北统一之前，这些文人只有极少数是作为扈从人员而至上都的，还有的作为议事官被征召上都，有的因为履职而至上都。
总之，他们前往上都，只是“骤往倏来”，没有形成较为固定的制定，能够前往上都的文人很少，能够较长时间居住上都的也很少。
南北统一后，忽必烈第二次延揽人才，为南方文人聚集上都提供了历史契机。在南宋灭亡之初，元廷就先搜罗医、僧、道、阴阳占卜者等。
这些人中，有一些也精通诗文辞赋，如率先走进京师起于江西的玄教道士，其中，张留孙、徐懋昭、马臻、朱思本、吴全节等都是诗文书画精通的道士，他们扈从帝王巡幸上都，因此，这批江南道士就成为最早在上都进行文学活动的南方人。不过，这些士人化的道士人数是不多的。
由于地域统治的现实问题，忽必烈改变了对江南冷遇的统治策略，至元二十三年（）派程钜夫“求贤于江南”，这是继藩府延揽人才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纳贤，而且只针对“南方耆德清望之人”，这是元初促使江南文人北上京师的重大举措，也是江南文人前往上都的历史契机。
在他们的感召和带动下，至成宗大德、仁宗皇庆间，南方文人纷纷北上，袁桷、邓文原、虞集、贡奎等人在列，他们先后入翰林国史院、国子监为学士、史官等。
尽管在文臣扈从制度形成之前，他们已经历经成宗、武宗等朝，但是，直到汉化程度较高的仁宗、英宗朝，这批江南文人才有机会扈从上都，成为元代中期扈从上都文人群的核心。
二、行科举与文人监试上都。元代仁宗、英宗、文宗朝是文化建设的主要时期，上孔子尊号、行科举、立奎章阁、开经筵等即是主要表现。这些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对文人的聚集京师、前往上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推行科举，成为文人聚集上都的重要条件。
科举为读书人开辟了进身之路，在社会上引起士人心态的变化，掀起了元代中期前赴京师以求仕为目的的问学、游学的热情。上都作为元朝的夏都，不仅能够为文人提供与大都一样的出仕机会，还以其迥异于中原、江南的自然地理风光和蒙古风情文化成为元代极为神秘又神圣的帝都，吸引着不远万里来到大都的文人。
检索文献可知，文人游历上都的路线几乎都从家乡到大都，在大都期间寻找合适的机会，跟随扈从队伍游历上都。如元代前期的湖南人冯子振、江浙人陈孚、杭州范玉壶兄妹及子，中后期的江浙文人迺贤、江西韩与玉、涂颖、江浙王袆等等，可以说，文人游历上都，元廷科举的实行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助作用。
上都也曾多次组织乡试，因上都乡试也使得大量考生和监试官聚集上都。上都乡试与其他行省一样，分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两榜，多由翰林儒臣主持。因监试上都乡试，一些文臣须前往上都。
如周伯琦“是年复科举取士，制承中书檄，以八月十九日至上京，即国子监为试院，考试乡贡进士。”还有柳贯、陈旅、宋褧等都担任过上都监试官，多次前往上都。科举中第入翰林者，很多成为后来扈从上都的文臣。
如欧阳玄、黄溍、马祖常、许有壬、陈旅、苏天爵等一批诗文名家登第，纷纷进入馆阁，他们成为扈从上都的主要文臣，这也是受科举间接又长远影响下的局面。
三、文化机构的建立和文臣扈从制度的形成。作为元朝的夏都，上都设有庞大的机构。“盖国家盛大，庶事浩繁。其职掌之事，视古者几至倍蓰。故其官府之升，至于重大。而其属亦已繁多。日益月增，其势然也。”
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机构，宣政院、宣徽院、太医院、将正院、通政院、徽政院、司天监、太府监、大司农司等职能部门，以及文人聚集的翰林国史院、国子学等文化部门在上都先后建立。
其中，中书省、御史台中有少数的文人任职，他们或通过扈从，或者征召、议事而前往上都。而随着上都各类文化机构的建立和文臣扈从制度的形成，任职翰林国史院、集贤院等机构的文臣，才得以有更多的机会扈从上都。
（一）上都中书省、御史台等中枢机构的建立与文臣前往上都。中统四年（）开平升为上都以前，元代的政治中心是开平，蒙廷行政中枢中书省即置于此，皇帝及中书省主要官员也常居开平，部分宰执被派往燕京组成燕京行中书省，即所谓“行省事于燕”。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至元间迁入大都。
至元七年（年）五月许衡以中书省左丞“随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合马专权无上，蠹国害民等事。”随着两都制的确立，皇帝春夏北巡上都，秋冬南居大都。扈从皇帝于上都的部分中书省官员，组成了所谓“上都分省”，留在大都的另一部分中书省官员，又组成所谓“留省”，上都的御史台、枢密院等早期建立的机构也是如此。
“东曹（左司）职掌，视右司重。为设掾之数，亦倍之。天子岁幸上都，则曹十人从宰相治分省”，而且在“乘舆往返”途中还要在掾史中“内择二人，听命于行在次舍，谓之随驾。”至元五年（），御史台即在上都设分院，“大驾行幸，则毕从于豹尾之中，而非若他官可以更休”。
但是不论如何，任职中书省、御史台等机构官员文臣，保证了两都政务畅通，需要扈从上都，“大驾岁幸上京，则分台从，大夫二，必大贵近，不去左右，中丞下分员行”，而他们在扈从期间，“大臣日侍帷幄，时陪论奏，退则入省治常事。军国机务，一决于中。”
（二）上都国子监的建立与文臣分教上都，全国各地的宣圣庙及学校，依法受到了保护。中统二年(年)八月，元朝政府就命令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建立了上都儒学教学机构--孔庙。至元八年（），忽必烈下诏立蒙古国子学，二十四年又命“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
大德八年（）起，实施了国子贡试法，国子生考试及格者即可任六品官。“国子学，秩七品……大德八年，为分职上都，增置助教二员，学正二员，学录二员，督习课业。……”
危素曾任职于上都分学，他曾记述上都分学情况：“国子助教，岁从分学上都，佩国子学印，给驿骑公车。学正或学录一人，伴读四人，其一人兼学仪，一人兼典籍，一人兼典书，一人兼管勾；弟子员或宿卫或从父兄，无定数。”
从此，每年皇帝巡幸上都，生徒和师儒们都从幸前来上都。以国子助教分教上都的就有虞集、柳贯、陈旅、危素、吴师道、周伯琦、苏天爵、欧阳玄、程端学、辛传鼎、罗叔亨、薛汉、熊太古等，还有担任国子祭酒的尚野和张翥等，这样，从成宗大德六年()元上都国子分学建立始，就有很多因国子分教而至上都的文人。
结语
上都国子分学的生徒大部分都是“入宿卫者”和大臣子弟，虽然现存文献没有可证明国子生在上都的文学活动，但是可以推测，他们也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